关于慎言违宪的原理和技术，可参见翟国强：《宪法判断的原理与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二章回避宪法判断的方法、第三章合宪限定解释：回避违宪判断的方法。

如前所述，国外宪法新闻数量占了一半，几乎全都涉及政治制度变动，这也是我们注重宪法的政治性的一个体现。[1]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27、205页。

还有一类图片报道是对《人民日报》网络客户端推出的音视频形式的报道及其效果予以介绍，并附上二维码。按检索词分开统计的结果见表1。[37] 例如，《日本最高法院做出判决 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违宪》[1991-09-26（06）]、《日本各界集会强烈反对安保法案 204名宪法学者联名要求撤回违宪法案》[2015-07-29（03）]。[28]由于本文的问题意识是宪法文化建设，而非宪法本体论，主要目的在于刻画《人民日报》进行宪法宣传教育的结构化特征，属于规律研究，涉及宪法观念分析也只是总体层面上的，故不需要具体到句子。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宪法的直接实施（如2015年和2019年两次特赦）等具体的宪法实施工作，一般不以宪法标题文章的形式出现。

连雪晴：《互联网宪治主义：域名争议解决中的言论自由保护新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67-76页，等。这是因为，其一，3月一般是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际。这些来自原则、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的约束（oblige），正是宪法发挥效力、宪法形成秩序的重要基础，它凸显了宪法的机器（machine）特征。

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是：政治现象是人的行动构成，或者说根源于人的行动。[12]前注[9]，张翔书，第29页以下。社会或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们无非就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的个人。从逻辑上看，宪法工程主要围绕着议会、政党、选举和政府形式等民主制度及其规范化与程序化要件展开。

[25][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68页。宪法内涵的民主逻辑决定了宪法的政治法属性和政治问题面向，宪法制度化民主、实现民主、控制民主、乃至民主反作用于宪法发展，都需要引入政治活动参与者，后者正是宪法效力的动力源头。

政治活动的两大主体——政客和选民，或者说是组成政府的统治者和臣民（分散的主权者）都是这样的理性人。而且，宪法秩序的形成不仅仅是以司法为中心的——司法的作用只是校正性的、补充性的，而制度和规则的塑造作用还可以立基于宪法自身的引导模式（宪法作为规则和程序）和激励模式（宪法作为动力机制）。萨托利指责现在的宪法学——那些法律积极主义及分析法学派，特别是欧洲与拉丁美洲培养的一批法学家，他们唯一关心的和所受的训练就是法律的演绎一贯性。[39]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1989, pp.160-161.[40]Ibid, at 161.[41]林继文：《宪政工程学》，载《中央研究院周报》（台湾）总第1038期。

概言之，释义学既无力说明宪法效力的来源和宪法权威的形成过程，也无法解释宪法秩序的全部基础。[30]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假定、对他们行为动机的预设，是讨论制度逻辑和功效的起点。宪法如何进行激励？赏与罚是最简单的激励方法。我们现在所称的三权分立，正是美国联邦宪法所设计的民主制度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在美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6]这表明建构民主的现实基础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原动力地位。尤其是在宪法学领域，来自价值的干扰以及我们对集体行为、组织实体的崇拜，会让我们经常陷入到考虑国家、社会、政党、社会团体等各种类型的共同体的利益以及对这些组织实体的情感之中，从而导致相反的结论。

[53]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组织是不需要以动机结构作为补充而只依靠命令就能运作的。制宪是确保民主同一性的过程，[24]制宪过程是人民的理性和经验选择。

民主的宪法化也就意味着制度化，制度化的民主因此具有了规范性，这就转换为宪法是法律的命题。当然，也要看到个体主义方法论以及理性人假定的局限性，针对它的批评是很多的，并且容易影响到科学逻辑的准确性。这种张力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宪法的法律性和政治性之间的冲突。[21]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5期。这当然也是具体的政治条件，是我们设计民主制度时需要考虑的内容，只不过它的可度量性就显得更差，科学阐释的可能性也因此而降低，本文先不讨论此更为复杂的问题。[27]这种论述和判断在不同学者那里都有表现。

联邦宪法设计了一个共和的联邦的政体，形成了美国的民主，以至于托克维尔对此赞不绝口。当宪法设计出来之后，如何发挥宪法所设计的民主制度的功能，实现民主制度的目标，乃至体现民主制度的优势，同样是宪法学的任务。

参见[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202页。何为根本？为何高级？这是政治宪法学之问。

[36]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行为假定，宪法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直接作用方式，首先是引导，然后是激励，后者也是宪法工程理论最为复杂的部分。马克思·韦伯被认为是最早使用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学者之一（有人认为他是同米塞斯同时发明此概念的人），哈耶克、波普尔等则是坚持并深化了个体主义方法论。

制度以外的那些宪法内容，例如体现民主的宪法精神、宪法原则以及宪法权利条款，也能够提供具体而有效的原则。因此，宪法始终面临着创建民主体制、维护民主制度、确保民主效果的任务。[46]实证宪法学则主要讨论与宪法相关的经验实证问题，包括大众和精英的政治行为、权力制约的必要性及其成本、制度设计等方面。这些来自外部的视角充分说明实现宪法效力，不仅依赖司法中心主义的评价、校正和制裁（追究违宪责任）行为，也要发现宪法对民主的控制。

围绕根本法，政治宪法学对主权——制宪权做了有效解析，试图说明根本法之来源、根本法之（价值）生成、根本法之效力等诸多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一直强调民主制度之于宪法工程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宪法工程只适用于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更为典型地反映了宪法内的民主逻辑，而且因为没有清晰的分析工具，它们长期被宪法学者忽视。

[37]Supra Note [19],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38]《国语·晋语（九）》。引入价值论证，也就引入了人们的意志与偏好，引入了我们对现实的某种理解和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宪法是根本法、高级法，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民主神的圣经。在民主与宪法的关系上，宪法工程将宪法视作设计、确认和控制民主的主要程序、动力和工具。

这种思路表明宪法对民主的全面作用以及它在民主机制下所具有的发展空间，前者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宪法工程的视域，后者则是美国宪法学界经常所采用的政治宪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更为宽泛的发展宪法的方式。[26]同前注[15]，[法]卢梭书，第1页。人权保障的目标和任务往往也是立基于宪法组织民主并巩固民主之后。在宪法无法通过司法或准司法的方式发挥效力时，宪法的核心逻辑和主要目标又是如何贯彻和实现的？我们需要如何实现它们？这正是宪法工程理论的任务。

基于民主逻辑展开的宪法，自然要回应民主如何实现的问题，宪法也因此具有了实现和控制民主的任务与功能。释义学无法说明民主宪法制度化的过程和结果，也就将范畴和视野局限在宪法秩序形成之后，不能解释民主逻辑如何推导宪法和宪法秩序。

宪法究竟如何发挥作用，使得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系统化、理性化和可操作化，能够为人民接受并且走向现实？宪法工程将目光投向那些基本环节和通道，尤其是提炼出一系列制度技术（institutional technology）的理论，这为理解宪法内涵、发挥宪法效力提供了基础。……实证宪法学必须基于对人类行为的普遍经验假定以及对特定制度设置中的行为所做的调查，探讨社会与政治作用过程中不同事件的因果关系，并进而对制度设置是否实现了所期望的功能做出评价。

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政治宪法学试图回应这种危机，它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旧派宪法学的复辟，也是对新派宪法学的纠偏。